文/黄伟民

全面抗战爆发后，苏联不但在财政和物资上给予中国共产党一定的援助，在舆论上也是同情和支持以中共为代表的抗日民主力量的，并为此鼓与呼。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取得平型关大捷。苏联对此极为重视，塔斯社驻上海记者在9月27日、28日、29日先后发出详细，报道战况和战绩。《真理报》指出：“平型关大捷，对于发展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具有历史意义。它说明，八路军虽然是一支弱小的武装力量，但是它能够摧毁日本的机械化优势。”

9月30日，《真理报》又发表题为《中国报刊谈朱德八路军的胜利》的消息。消息援引中国通讯社和报纸的话说，“八路军在中国晋北中国军队的胜利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八路军在山西的胜利证明，所谓在华北不能反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论点是荒谬的。山西的胜利证明，日本在军事上的优势，是根本不能同组织起来的民众的力量相比的。如果我们实现了导致山西胜利的所有条件，即把民众组织起来，那么中国就毫无疑问一定会成为斗争的胜利者。政府应该放弃消极抵抗的政策，并宣布进行抗日人民革命战争。”这种客观报道，却暗含着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政策的批评，而扩大了中共抗日的作用和影响。

1938年4月14日，《真理报》发表利亚霍夫的评论文章《八路军》。文章评述了八路军的抗日业绩：“八路军以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开始了自己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的战斗活动。……从那时起，八路军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战斗活动，他们既在前线作战，也在敌后作战，往往是在敌人难以预料的时候打击日本军队，向日本军队发起进攻。”

文章肯定了中共制定的抗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方针，写道：“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方针是，在技术装备极差的条件下，广泛采用敌后游击战，以便同前线阵地战紧密配合。这个方针在全国范围内早已众所周知，并多次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看来，这位利亚霍夫确实研究过八路军的战略战术，在八路军刚实行游击战不久，此君即看到其正确性，实属不易。

在华北敌后作战的抗日游击队，是苏联记者经常谈论的话题，其中最为有名的是罗戈夫为《真理报》撰写的一系列“中国来信”，以报道中国游击队的抗日活动为主。罗戈夫在这个栏目发表的文章包括《山东北部的游击队》《河北省的游击队》《五台山的游击队员》《游击队员的母亲》等。

据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0年9月，苏联《真理报》共刊登了170多篇有关中国抗战的文章和消息，其中不乏全面详实地对中共领导的敌后军民英勇抗击日军的报道。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正确客观地认识中国的真正抗日力量所在。

在苏联政府和联共（布）的宣传和鼓动下，苏联人民十分关注中国的抗日战争，在舆论上和道义上，也给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以积极的同情和支持。苏联的工人、农民、学生、教员、工程师等纷纷写信慰问和鼓励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将士。

莫斯科“MT”工厂的工人在给八路军的信中写道：“我们知道，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组织全中国人民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毛泽东朱德的名字闻名我全国。”信中还说：“你们伟大的人民是一定会胜利的。我们的心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因为你们的斗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事业，而且是所有进步人类的事业。”

斯大林格勒“红色十月”工厂的工人在来信中，回顾了苏联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以鼓舞和激励八路军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信中说：“我们胜利了，我们相信你们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会走向胜利，而将日本帝国主义者完全赶出中国去！”

列别景斯克师范学校学生和教职员在来信中说：“你们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进行解放全世界劳动群众的斗争。我们热烈地希望你们胜利并深信你们是会得到胜利的。”

这些热情洋溢，感人肺腑的来信，体现了苏联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苏联人民在各地举行的各种集会上，对侵略者的行径深表义愤。1938年5月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在苏维埃大厅发表演说时宣布，苏联人民将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战争同样采取积极支持和援助的立场，曾经多次发表宣言、声明，号召全世界共产党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用一切方法支援中国人民抗战。

中国抗日战争全战爆发后，共产国际主席团很快就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强调“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的压迫总斗争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号召各国工人阶级和一切真正拥护民主、和平的人士，积极行动起来，帮助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斗争。

为响应这一号召，《共产国际》及苏联《真理报》等报刊，连续在头版显著位置，报道中国抗战的消息并发表文章，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给中国人民抗战以巨大的道义支持。

为支援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共产国际还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共产国际书记处在《援助西班牙和中国人民》的指示中，强调必须发动人民战线委员会、和平之友协会、国际之友协会、反法西斯委员会、工会和妇女、学生组织以及有益于援助中国人民事业的政党等一切力量，推动本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反对日本的各种侵略行径；要求各国共产党广泛开展募捐、救济难民和救济侵略受害者运动，号召军事专家到中国去，派遣飞行员、医疗队、难民救济站以及有声望的代表团、记者前往中国的各个战场。

在共产国际的号召和组织下，法、意、西班牙等国的共产党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和文章，谴责日本对华侵略，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战争策源地日本，仍处于非法地位的日本共产党公开反对战争，号召国民“不送一兵一卒到中国去”。因为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原因，日共及其领导下的“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全协）的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全协工会会员数，1931年末注册有一万人，至少还有5倍于此数的人在其影响下。

日共及其领导的这些力量勇敢地反对战争，有时还成功地将反战传单散发到兵营或军舰上。但由于他们提出的口号过激，如“变帝国主义战争为打倒资产阶级、地主天皇制的内战”、“维护工农祖国苏联”等等，且对不提拥护苏联，打倒天皇制的反战与和平的要求，都指责为替帝国主义辩护，企图以此来组织与发展国民的反战与和平的要求，因而最后响应者寥寥。

后来日本共产党改变策略，直接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共同组成反战组织。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1940年4月到延安，曾以林哲、冈野进为笔名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

同年5月创立由日本士兵(俘虏)组成的“反战同盟”，10月创办“日本工农学校”（1945年8月撤销），学员主要来自各抗日根据地反战团体中，立场转变较好的成员。日本工农学校累计教育了约500多名日军战俘，先后有100多名学员从事敌后统战工作，或与八路军并肩作战，从战争分子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于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里就有了一个特殊群体——“日本八路”。

一个名叫大谷正的学员在该校毕业后，写了《我的转变》一文，文章这样写道：“过去仇视中国，愿为日本帝国主义牺牲一切的我，现在愿这样宣誓：由于我正确理解了我们的任务和目的，我将和中国八路军在一起，献身于打倒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为求得中日两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组织开展募捐、抵制日货等斗争，并组织医疗队前往中国帮助抗日战争。

中国人熟悉的白求恩，就是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派遣，率领医疗队来到中国的。

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3月－1939年11月），医学博士，加拿大医师。他的胸外科医术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医学界享有盛名。1935年11月加入加拿大共产党，曾于1936年冬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

1938年1月2日，他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并携带一批药品和器材，从温哥华乘海轮前往香港。同年3月31日，来到中国延安，毛泽东亲切接见了白求恩一行。

1938年8月，白求恩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参加军区卫生机关的组织领导工作；创办卫生学校，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编写了多种战地医疗教材。

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白求恩率医疗队到山西雁北和冀中前线进行战地救治，4个月里，行程750公里，做手术300余次，救治了大批伤员。1939年11月12日因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终年49岁。

中国人民为失去白求恩而感到惋惜。为此毛泽东在1939年12月21日专门撰写了《纪念白求恩》的悼念文章。文章概述了白求恩来华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经历，表达了对白求恩逝世的深切悼念，高度赞扬了他的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并号召全党向白求恩同志学习，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印度国大党也派遣柯棣华率医疗队奔赴中国抗日前线，救死扶伤。

柯棣华原名德瓦卡纳思·桑塔拉姆·柯棣尼斯(1910年10月-1942年12月)，出生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绍拉浦尔市，著名医生。

卢沟桥事变后，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应朱德的请求，决定派一支小型医疗队到中国去，表示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一决定，得到了印度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和热烈响应，仅报名参加援华医疗队的医务人员就有700多人。

1938年6月29日，柯棣华申请并加入由他和爱德华、巴苏华等5位医生组成的赴华医疗队。9月17日，医疗队到达中国广州，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并受到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迎接。9月29日，医疗队经长沙辗转来到汉口，被中国红十字会编为第15救护队，先后在汉口、宜昌、重庆等地工作。1939年2月前往延安，参加了八路军医疗队，在晋察冀边区全力抢救和日本军队作战的伤员，并以自己的身体试验治疗当时在边区流行的传染病。

1939年11月4日开始，柯棣华和印度医疗队的同伴们，出入枪林弹雨之中，走遍了晋东南、冀西、冀南、冀中、平西和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数次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在战争环境中，他们和抗日军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但没有任何怨言，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在沿途施行了50余次手术，诊治了2000余名伤病员。

1941年1月，柯棣华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第一任院长，仍然兼任白求恩卫生学校教员，于1942年7月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由于癫痫病发作，在前线逝世，年仅32岁。

毛泽东对柯棣华的逝世寄托无限哀思，给柯棣华以高度评价。在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会上，毛泽东送了亲笔挽词：“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朱德也为柯棣华陵墓题词：“生长在恒河之滨，斗争在晋察冀，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是一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书，自1937年出版至今，80年长销不衰，成为不可多得的红色经典。

埃德加·斯诺（1905年7月-1972年2月)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1928年来到中国，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首次访问陕北，采访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和红军将士。

毛泽东尤其重视和信任斯诺。他花了差不多二十多个晚上(毛习惯于晚上工作)来向这位美国记者介绍他的党和他的军队，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而其生平中唯一一份详尽的自述，也是这时讲给这位美国人听的。

毛泽东告诉斯诺，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也是美、英、法、苏等国人民的敌人。中共把美国等一些不愿意看到日本侵占中国的国家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希望他们能同我们合作。中国不仅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还必须努力把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

10月末，斯诺回到北平之后即发表了大量通讯报道，还热情向北大、清华、燕大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见闻。1937年3月5日和22日借燕大新闻学会、历史学会开会之机，在临湖轩放映他拍摄的反映苏区生活的影片、幻灯片，展示照片，让国统区青年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袖的形象，看到了“红旗下的中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的写作。10月在英国伦敦出版，1938年2月，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问世。考虑到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发行的缘故，译本改名为《西行漫记》，斯诺专门为中文译本作序。该书在中外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先后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不断地再版和重印，成为著名的畅销书。

《红星照耀中国》是一部文笔优美、纪实性很强的报道性文学作品，真实记录了斯诺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陕北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

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是斯诺笔下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本书作者以最贴近生活的语言，最生活化的写照介绍了他们。使读者从其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感受中共领导人的信念和中国共产党宗旨的可追随性。中共的发展也是由于有这样的领导人，才能民心所向，才能团结一心，共同抗战。

斯诺夫人海伦·斯诺于1937年4月经西安、云阳到延安访问，采访了大量的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写出了《红区内幕》(《续西行漫记》)、《中共杂记》等书。

1939年，斯诺再赴延安访问。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

史沫特莱(1892年-1950年)也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她同情人民民主革命和民族主义运动，1928年底作为记者来到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1937年10月赴八路军抗敌前线采访，到达北部山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

在延安，毛泽东很热心地接待了她，并通过与她的长篇谈话向外界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朱德还与史沫特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八路军总部，朱德向史沫特莱讲述了他曲折的经历，史沫特莱据此写成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

1938年1月，史沫特莱到了汉口，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和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身份，一面救护伤员和难民，一面报道中国抗战，并向世界性组织呼吁救援。史沫特莱以她独有的魅力吸引着来华的外国人士，这些人虽然身份不同，政见不同，但都在史沫特莱的带动下，积极地为中国抗战出力。

在汉口，史沫特莱多次访问美国大使馆，向大使和武官介绍八路军的活动。她多次接触约翰·戴维斯、佛兰克多恩、史迪威和陈纳德，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影响美国制定对华政策的重要人物。

史沫特莱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为中国红十字会募捐上，宣传中国伤兵的英勇事迹和所处困境。在汉口，美国和英国大使馆、标准石油公司、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曾在她的动员下提供过捐助。史沫特莱最成功的一次募捐是在一个午餐会上，使财政部长宋子文感到羞愧，捐出1万元中国法币支持她的工作。还有一次，在行政院长孔祥熙的晚宴上，她从这位共产党人的死敌手里，拿走了一张捐给山西游击队的巨额支票。

史沫特莱从抗战初期就为救助伤员奔走呼吁。1938年3月，包括白求恩在内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都是她奔走呼吁的结果。同年11月，史沫特莱在云岭新四军军部，起草了一份给国际红十会的详细报告，同时，向上海和香港宣传新四军医疗队。她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后由《曼彻斯特卫报》转载，详细报道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药品的需求。她还私下求助一些英国朋友，以及美国红十字分会，使可观的援助从英国和红十字会纷至沓来。

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国在反击》《中国的战歌》等专著，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革命斗争，成为不朽之作。

抗战时期，中共先后接待了十几位西方记者，通过他们，向全世界报道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共抗战的光辉业绩，并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结下了深厚情谊。

金日成等朝鲜爱国者组织的游击队，在中朝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胡志明领导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也以极大的热情支援中国抗战，等等。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共产国际、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所给予的巨大支持，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的人民和全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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